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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日科技控股股东解除质押3110万股

2019-04-19 11:23 来源:第一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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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L集团股份公司董事长李东生,1957年7月出生,广东揭西人,1982年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无线电技术系获学士学位。2017年6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网络视听节目创作播出管理的通知》,要求网络视听节目要坚持与广播电视节目同一标准、同一尺度;同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印发《网络文学出版服务单位社会效益评估试行办法》,设置了5个一级指标、22个二级指标和77项评分标准对网络文学版服务单位社会效益进行评估;2017年7月,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发布《网络视听节目内容审核通则》,旨在进一步指导各网络视听节目机构开展网络视听节目内容审核工作;2017年12月,中宣部等多个部委联合印发《关于严格规范网络游戏市场管理的意见》,部署对网络游戏违法违规行为和不良内容进行集中整治,旨在营造清朗网络空间,推动我国网络游戏健康有序发展。

  在他的带领下,伊川农商行经银监会批准于2009年10月顺利挂牌开业,成为河南省第一家成立的农村商业银行;2010年12月,由伊川农商行发起控股的荥阳利丰村镇银行挂牌开业,成为全省农村金融机构第一家跨市设置的村镇银行;2012年8月,经银监部门批准伊川农商行简称更名为伊川农商银行--伊川农商银行在改革发展的道理上,谱写着跨越前进辉煌灿烂的篇章!由于在农村金融改革发展中成绩突出,康风立先后荣获中国经济金融年度人物、中国农村改革百名优秀人物、中国道德建设信用企业家、河南省五一劳动奖章、河南省劳动模范、洛阳市经济人物企业文化奖、和谐洛阳建设百星人物、第四届河南省杰出青年卫士、洛阳行业领袖、洛阳首界十大金融领军人物等30余项重大荣誉,并被《人民日报》、《农民日报》、《经济日报》、《中国农村金融》等20多家重要媒体采访报道,被誉为农村金融改革家。2017年,我国泛娱乐核心产业产值约为5484亿元,同比增长32%,预计未来占数字经济的比重将会超过五分之一,成为我国数字经济的重要支柱和新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对于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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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不能传输任何教唆他人构成犯罪行为的资料;不能传输长国内不利条件和涉及国家安全的资料;不能传输任何不符合当地法规、国家法律和国际法律的资料。

  李东生大学毕业后即在TCL任职,1985年任TCL通讯设备公司总经理,1986年任广东惠州市工业发展总公司引进部主任,1990年任惠州市电子通讯总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兼团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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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住宅乱象根源在于用地 解决关键在土地市场化改革

2019-04-19 10:30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五一小长假之前,上海市发布了《关于加强本市经营性用地出让管理的若干规定》,要求办公用地不得建设公寓式办公,商业用地未经约定不得建设酒店式公寓等“类住宅”;土地出让合同要明确商办持有比例和年限,持有期内不得转让;经营性物业要明确长期持有的比例;社区或住宅配套商业要长期持有。

这并不是一个孤例。此前在3月份,北京和广州就曾发布打击“类住宅”的一揽子政策,从销售对象(仅限企业)、设计报建(限制最小分割单位)、暂停贷款、停止项目审批等几个死角,全面堵死“类住宅”的生存空间。

“类住宅”缘何泛滥,地方政府为何要果断出手呢?

首先,商业办公(有其城市外围)租或售,都存在资金回笼周期长、利润不高的问题,商办用地建“类住宅”,对开发商而言是利润最大化和尽快收回投资的选择。

其次,互联网冲击实体商业,大城市产业升级(现代服务业贡献率超过70%),商办空间需求明显下降,商办项目很难招商,土地也很难卖个好价钱。

再次,住宅项目要配给公共服务设施,教育、医疗类设施还要独立供地。对于空间逼仄的北上广等大城市来说,住宅项目对政府和开发企业的压力较大。而“类住宅”项目不仅不需要配建公共设施,还享受住宅溢价。

最后,近年来一线城市人口涌入,住宅需求旺盛。房价“上台阶”,限购政策强化后,不限购和价格较低的“类住宅”就应运而生。2016年,北京和上海类住宅销售均价分别为每平方米29770元和25700元,仅相当于同期商品住房均价的72%和56%。由此,“类住宅”火爆就不难理解。

尽管“类住宅”客观上有生存空间,也补充了住宅需求,但其最大的问题是违反了土地用途管制、城市分区规划,造成城市生活和生产功能混杂,人为降低用地效率,并导致“城市病”更加突出。目前,“类住宅”主要集中的城市外围,本来基本规划为商业办公的区域,却集中了大量居住人口,加重了配套压力。区域内小商小贩、私立学校医院散点式无序分布,从外围到中心区的各条道路和轨交、换乘站点拥挤不堪。另外,“类住宅”泛滥导致京沪等大城市人口和空间“紧约束”政策失效。

近年来,京沪等城市在人口、土地供应上,均采取“减量发展”的政策。但是,“类住宅”以其不限购、低价格优势,成为外来人口“扎根”京沪的选择,而人口增加也倒逼城市空间扩张。

出现“类住宅”乱象,其中一个直接原因是基于政绩的规划。基于区域形象和短期GDP及税收政绩考核的考量,城市各区都有出让商办用地、建设商业办公中心甚至CBD的激励,但外围商办招商困难、经营困难。笔者调研,京沪深城市外围区域,商办项目除一楼底商餐饮、儿童娱乐还算景气外,二楼及以上空置现象比较严重。

监管不严是另一个直接原因。住宅销售能更快地赚钱、更快回笼资金、配套压力更少,更易于让土地卖个好价钱,部分地方政府对此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于是,开发商在规划报建和审批阶段便为今后切割改造留下方便之门,而批后用途监管大多形同虚设。

不过,“类住宅”乱象真正的根源还在于用地。大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很快、人口迁入很快,工业和传统商办用地的单位空间产出效率下降,用地供应理应向现代服务业及需求更大的住宅倾斜。

目前,包括一线城市在内,我国大城市40%~50%的存量用地为工商业用地,住宅用地不足20%,而国际大城市刚好相反。原则上,土地所有者要追求更高产出和更高地租回报,工商和传统商办用地就会被现代服务业、居住用地所替代。同时,土地用途周期(最少40年)一般大于产业周期。互联网冲击下,产业由盛转衰或被消灭的周期也缩短了,客观上存在着调整土地功能的需要。但在我国,用地功能转换并无这样的市场化倒逼机制。

对此,各地需要对用地功能进行调整,对于涉及区域规划的调整须经政府审批程序,召开听证会,重签土地出让合同并备案;另一方面,用地功能调整涉及企业转制,转作住宅要补缴土地出让金,增加公共配套支出,但原用地主体很多是国企,转制困难、无力补缴地价,很多企业往往还希望“借地生财”,导致功能转换停滞。

于是,城市外围就批出了大量工商业用地,而原有工业、商办也难以盘活,导致住宅用地紧缩,也由于外围工商业“不经济”而导致“类住宅”泛滥。

因此,解决“类住宅”,一方面在于刚性的存量土地盘活机制,以地均产值、就业人口为刚性指标,建立划拨类工业用地和园区腾退红线,触及红线的工业用地和园区一律收回;另一方面,应加快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减少地方政府基于短期经济和业绩考虑的用地行为;最后,要加快推进制造业去产能,腾出无效占地。(作者为深圳市房地产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宇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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